格物，就是要求人们亲历其事，亲操其物，即物穷理，增长见识。在读书中求知，在实践中求知，而后明辩事物，尽事物之理。

        致知，就是求为真知。从推致事物之理中，探明本心之知。如一面镜子，本来全体通明，只被事物昏蔽，暗淡不清，现在逐渐擦去灰尘，使恢复光明，有了真知。所谓知，指道德意识而言，知既至，则能明是非、善恶之辨，闻见所及，胸中了然。物格而后知至。

        诚意，就是要意念诚实。知既尽，则意可得而实，发于心之自然，非有所矫饰，自然能做到不欺人，亦不自欺，在“慎独”上下功夫，严格要求自己，修养德性，知至而后意诚。

        正心，就是要除去各种不安的情绪，不为物欲所蔽，保持心灵的安静。意不自欺，则心之本体，物不能动，而无不正。心得其正，则公正诚明，不涉感情，无所偏倚。故意诚而后心正。

        修身，就是要不断提高自己的品德修养。只有自身的品德端正，无偏见，无邪念，才能为人民所拥护。修身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功夫的落脚点，又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始发点。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

        齐家，就是要整齐好自己的家庭，只有教育好自己的家庭成员，才能教化人民。

        治国，就是要为政以德，实行德治，布仁政于国中。君主要像保护初生的小孩那样保护人民，以至善之德教化人民，使人民除旧布新，日新又新。统治者要使仁、敬、孝、慈、信的仁爱之风充满全国，国治而后天下平。

        平天下，就是要布仁政于天下，使天下太平。平天下最重要的是要求君主具有“洁矩之道”，即以度己之心度人的高尚崇高品质，作为人民的榜样。由于平天下是多方面的，这就要求君主尊老兴孝，敬长兴悌，恤孤爱民，布行仁政。君主要实行恕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坦诚至公，以德为本，举拔贤臣，提倡忠信，开源节流，以义为利，如此则能臻天下太平的境界。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自于《礼记·大学》中的"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一、封建社会下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句历史名言，原本就不是写给普通百姓去看的，因为那个时代的普通百姓根本就不可能认字，也没有晋升为社会管理层的文官制度。它是写给仕大夫（贵族）甚至是君主的，激励人生、成就人生的追求境界。修身就是使自己具备足够的才华和美德，齐家就是去治理好自己的庄园，治国就是辅佐君主（或者是君主本人）治理好国，平天下就是在全世界的范围（那时候世界的概念就是长江流域以北的所谓"中国"）内成就功业。事过境迁，夕日的封建社会早已经化为就历史的烟尘，但是这句名言在中国历史上不知道激励和引导了多少俊杰成就了英雄伟业。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自于《礼记·大学》中的"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句古语的背景是典型的中国封建社会。那时候的社会不要说和今日社会，就是和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二千多年的社会，都是截然不同的社会。周朝封诸侯八百，每一个诸侯都是一个国；每个国都有相对独立的行政、财政、司法和军事权，但是绝对不是现代意义的主权国家。诸侯国又分封为若干个贵族家族，每一个贵族家族就是一个家，相当于一个庄园；这样的家和现代社会普通老百姓的家是天壤之别的概念，今日社会之家庭那时候只能够称为户，今日社会之普通公民在那个时代也只能够称为奴隶或者隶农。（我们在学校所认知的封建社会的概念，已经被众多历史学家所置疑，为了不影响文章的结构，将在附件中进行详细说明）

        二、商业社会下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我们之所以重新去评说这句古语，是因为今日之商业社会和夕日之封建社会有很大的相似。商业社会的基本原则是小政府、大社会，这与周朝时的情形一样；当时的周天子仅直辖今日之渭河平原，更广大的国土被众多的诸侯国所管辖。商业社会的大型企业，具有不受政府直接控制的行政和财政权力，它们构成了商业社会的支柱，这和夕日的诸侯国难道不是有很大的相似吗？至于众多的贵族家族，就相当于数量更多的中小企业，这和夕日的贵族庄园难道不是也有很大相似吗？至于在商业社会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活的无产阶级和中产阶级来说，不就是夕日的市民、自由农和隶农吗？历史不会重演，但是却有惊人的相似。因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句历史名言，对于处于商业社会的我们来说，同样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当今社会是商业社会，企业就是社会的基础，那些主导行业发展的巨型企业就是诸侯国，那些具备了建立完善管理制度的规模企业就是贵族庄园，而更多的小企业只能够说是作坊和自耕农。一个巨型企业往往具备了富可敌国的经济实力。世界上每年有一百亿美元销售额的企业连世界500强都进不去，而GPD有一百亿美元的国家不过只有五十个。2004年《财富》全球最大十家公司的销售收入合计达到了一万八千多亿美元，远远超过拥有十三亿人口和一万三千多亿美元GDP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把沃尔玛当作一个国家，那么2003年它的2630亿美元的销售额可以在全球各国GDP排行名列第21位。这些巨型企业在经济概念上和封建社会的诸侯国有什么区别呢？它们难道不是在经营天下吗？至于拥有着几百名、几千名员工，上千万、上亿元资产的企业更是数不胜数，它们难道不就是封建社会的那些贵族庄园吗？因此，我们有必要去打造当代商业社会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新概念，并且以此来激励和引导众多的优秀商业精英去成就未来中国社会的新商业成就。

        如何使这些诸侯国（巨型企业）称霸天下（全球），难道不就是商业社会时代的"平天下"吗？如何去创建、去经营管理这些诸侯国（巨型企业），难道不就是商业社会时代的"治国"吗？如何去创建、去经营管理这些贵族庄园（规模企业），难道不就是商业社会时代的"齐家"吗？如何逐步培养自己未来能够"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才华和品质，难道不就是商业社会时代的"修身"吗？探索在商业领域取得成就的道路并没有铺着鲜花的地毯，更多的还是艰辛和坎坷，要想使自己具备优秀的才华和品质就必须要树立远大和理想和战胜困难的决心，这难道不就是"心正"吗？"心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就是谋求商业成就的五个发展阶段，只有一步一步的走完每一个阶段，才能够成为未来称霸天下的商业英雄。

        《大学》——中国古代的教育理论专著

        《大学》，原是《小戴礼记》里一篇，旧说为曾子所作，实为秦汉时的儒家作品，这是中国古代讨论教育理论的重要著作。

        经北宋程颢、程颐竭力尊崇，南宋朱熹又作《大学章句》，最终和《中庸》、《论语》、《孟子》并称“四书”。宋、元以后，《大学》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古代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修己是治人的前提

       《大学》提出了“三纲领”和“八条目”，强调修己是治人的前提，修己的目的是为了治国平天下，说明治国平天下和个人道德修养的一致性。《大学》开头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就是后人所说的《大学》“三纲领”。所谓“明明德”，就是发扬光大人所固有的天赋的光明道德。所谓“在亲民”，是指发扬了善性之后，即从事治民。治民要亲爱人民。所谓“止于至善”，就是要求达到儒家封建伦理道德的至善境界。“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这是《大学》提出的教育纲领和培养目标。

       《大学》还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后世称之为《大学》的“八条目”，这是实现“三纲领”的具体步骤。“八条目”的中心环节是修身，“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对于培养目标和方法,《大学》反复强调的是个人的道德修养。

       “格物”、“致知”是八条目的基础。所格的“物”，所致的“知”都是指伦理和道德原则，是指修己治人的道德修养。

        诚意就是不自欺

        所谓“诚意”，就是要不自欺，要慎独。在与别人相处时是这样，在独处时也应该是这样。内心如此，表现于外更是如此，即所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慎独是一种主观的道德修养方法，注重道德理想和动机的培养。

         所谓“正心”，就是教人防止个人感情、欲望的偏向。它说：“身有所忿愤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人类不可能避免忿愤、恐惧、好乐、忧患等感情，但防止、克服不正当的感情、欲望还是必要的。

        “修身”是“八条目”的基本，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所要达到的目的，即把个人修养达到完善的地步,也是《大学》中讲培养人的最高要求。只有这样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自于《礼记·大学》中的"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治天下.

        《礼记·大学》

        原文是“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原文作者曾参。大意是说：古代那些要使美德彰明于天下的人，要先治理好他的国家；要治理好国家的人，要先整顿好自己的家；要整顿好家的人，要先进行自我修养；要进行自我修养的人，要先端正他的思想……思想端正了，然后自我修养完善；自我修养完善了，然后家庭整顿有序；家庭整顿好了，然后国家安定繁荣；国家安定繁荣了，然后天下平定。

        这是儒家思想传统中知识分子尊崇的信条。以自我完善为基础，通过治理家庭，直到平定天下，是几千年来无数知识者的最高理想。然而实际上，成功的机会少，失望的时候多，于是又出现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积极而达观的态度相互结合补充，几千年中影响始终不衰。 

        格物”、“致知”是八条目的基础。所格的“物”，所致的“知”都是指伦理和道德原则，是指修己治人的道德修养。

       《礼记》是战国至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文章选集，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礼记》的作者不止一人，写作时间也有先有后，其中多数篇章可能是孔子的七十二弟子及其学生们的作品，还兼收光秦的其它典籍。

       《礼记》的内容主要是记载和论述先秦的礼制、礼意，解释仪礼，记录孔子和弟子等的问答，记述修身作人的准则。实际上，这部九万字左右的著作内容广博，门类杂多，涉及到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历史、祭祀、文艺、日常生活、历法、地理等诸多方面，几乎包罗万象，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

       《礼记》全书用散文写成，一些篇章具有相当的文学价值。有的用短小的生动故事阐明某一道理，有的气势磅礴、结构谨严，有的言简意赅、意味隽永，有的擅长心理描写和刻划，书中还收有大量富有哲理的格言、警句，精辟而深刻。

        据传，《礼记》一书的编定是西汉礼学家戴德和他的侄子戴圣。戴德选编的八十五篇本叫《大戴礼记》，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若断若续，到唐代只剩下了三十九篇。戴圣选编的四十九篇本叫《小戴礼记》，即我们今天见到的《礼记》。这两种书各有侧重和取舍，各有特色。东汉末年，著名学者郑玄为《小戴礼记》作了出色的注解，后来这个本子便盛行不衰，并由解说经文的著作逐渐成为经典，到唐代被列为“九经”之一，到宋代被列入‘十三经”之中，成为士人必读之书。

       《礼记》与《仪礼》、《周礼》合称“三礼”，对中国文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各个时代的人都从中寻找思想资源。因而，历代为《礼记》作注释的书很多，当代学者在这方面也有一些新的研究成果。我们这里选录的原文依据清代阮元校刻的《十三经注疏》，注释和译文则广泛参阅了各种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力求做到准确简明易懂。选录的篇章由作者加上标题（原文只有篇名，每篇原文都较长），原则上采用选文的首句作标题，注释中只说明选自某篇。

       《礼记》由多人撰写，采自多种古籍遗说，内容极为庞杂，编排也较零乱，后人采用归类方法进行研究。东汉郑玄将49篇分为通论、制度、祭祀、丧服、吉事等八类。近代梁启超则分为五类：一通论礼仪和学术，有《礼运》、《经解》、《乐记》、《学记》、《大学》、《中庸》、《儒行》、《坊记》、《表记》、《缁衣》等篇。二解释《仪礼》17篇，有《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丧服四制》等篇。三记孔子言行或孔门弟子及时人杂事，有《孔子闲居》、《孔子燕居》、《檀弓》、《曾子问》等。四记古代制度礼节，并加考辨，有《王制》、《曲礼》、《玉藻》、《明堂位》、《月令》、《礼器》、《郊特牲》、《祭统》、《祭法》、《大传》、《丧大记》、《丧服大记》、《奔丧》、《问丧》、《文王世子》、《内则》、《少仪》等篇。五为《曲礼》、《少仪》、《儒行》等篇的格言、名句。梁氏的归类划分，对我们有一定参考价值。

        汉代把孔子定的典籍称为“经”，弟子对“经”的解说是“传”或“记”，《礼记》因此得名，即对“礼”的解释。到西汉前期《礼记》共有一百三十一篇。相传戴德选编其中八十五篇，称为《大戴礼记》；戴圣选编其中四十九篇，称为《小戴礼记》。东汉后期大戴本不流行，以小戴本专称《礼记》而且和《周礼》、《仪礼》合称“三礼”，郑玄作了注，于是地位上升为经。书中还有广泛论说礼意、阐释制度、宣扬儒家理想的内容。

        宋代的理学家选中《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把他们合称为“四书”，用来作为儒学的基础读物。

        格物致知这个成语家喻户晓，是中国古代认识论的重要命题，对古代科学发展从思想上有所影响，其基本意思是说：考察事物，获得知识。

        这一词语最早见于先秦经典《礼记·大学》，是该书所提出的儒者求学八阶段的初始两个阶段：“古人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这一段话，是儒家学派为实现自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思想而提出的阶段性行为目标。这一程序性行为纲领的起始就是格物致知。由此可见格物致知在儒家学说中的确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格”、“物”在古代用法均很广泛，这一段话，在孔子时代大概并不难解，孔氏本人未做解释，孔门弟子对格物致知含义亦未阐发，这导致后人在理解格物致知含义时出现很多歧义，每个人都想依据自己的哲学倾向对之做出合乎己意的解释，这就使得在此问题上，真正出现了百花齐放局面。

        由此，我们今天倘要明白格物致知原意，就要把它放在产生《礼记·大学》的时代，参考儒家其他经典，尤其是孔子的认识论思想，综合加以考察。据后人的研究，《礼记·大学》主要表述了孔子及其弟子曾子之意，而孔子在当时即以博物著称，知道很多别人不知道的事情，这自然与其治学方式有关。在另一儒家经典《中庸》中，孔子的孙子子思指出了儒家所主张的获取知识的方式，叫做“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孔子之所以博学，其治学方式不能有异于此。由此，《中庸》的强调可以看做是对格物致知学说的注解。即通过广泛学习，细致研究某事某物，并身体力行，脚踏实地去实践体会，就可以获得真知。所以，格物致知强调的是通过对事物的考察、检验或穷究，来获取正确认识，这可以认为是其本来的含义。

        这一理解与古文献并不相悖。古代“格”字用法很广，其中有训为“量度”的。《文选》载鲍照《芜城赋》：“格高五岳”。李善注引《苍颉篇》：“格，量度也”。也有训为“正”或“检”的，《尚书·周书·冏命》：“……绳愆纠谬，格其非心”。孔氏传曰：“弹正过误，检其非妄之心”。这些用法均可转义为“考究”、“考察”或“检验”。由此，《辞海》对格物致知的解释是：“谓穷究事物的原理而获得知识”。这一解释不为离谱。

        汉儒郑玄注解说：“知谓知善恶吉凶之所终始也”。“格，来也；物，犹事也。其知于善深，则来善物；其知于恶深，则来恶物。言事缘人所好来也”。这一注解有两点不可取：其一，它缩小了“知”的范围，认为“知”仅限于“知善恶吉凶之所终始”，而在《大学》中，没有这样的限制；其二，它颠倒了“格物”与“致知”的因果关系，认为“格物”是由“致知”所致。无独有偶，这样的观点也得到后人响应，例如宋代杨时即曾强调说：“致知必先于格物”。

        宋代是谈论格物致知比较多的朝代。一代名儒司马光，曾专门作《致知在格物论》，畅述己意。他首先指出：“人情莫不好善而恶恶，慕是而羞非。然善且是者盖寡，恶且非者实多。何哉？皆物诱之，物迫之，而旋至于莫之知；富贵汩其智，贫贱翳其心故也”。从这种认识出发，他解释格物致知说：“《大学》曰：‘致知在格物。’格，犹扞也，御也。能扞御外物，然后能知至道矣”。他批评郑玄说：“郑氏以格为来，或者犹未尽古人之意乎？”司马光强调要抵御物质生活的引诱，认为这样可以保持一个人的高风亮节，不为物欲遮蔽自己的聪明才智。此说当然有其不可磨灭之处，但亦未必合乎古人原意。他与郑玄一样，在此问题上都“师心自用”了。

       “格物致知”到了宋代，被朱熹提到了特别崇高的位置。朱熹认为，《大学》一书缺了对格物致知进行解释的一章，他补上了这一章。朱熹增补的内容是：要获得知识，必须考察事物，以求认识事物的理。任何事物都有理，任何人都有一定的知识。求学者应该把心中已知的理作为基础，进一步努力，以求达到认识的顶点。经过长期努力，会达到这样一个境界，好像突然之间明白了一切，这就是认识的顶点。

        朱熹所说的事物，包括自然界的事物，但主要是社会事物，包括读书和待人接物。比如考察如何孝顺父母，如何忠诚于君主等等。陆九渊和王守仁认为，心既然是理的凝聚，心也就是理，因此，要认识理，不必去考察外界事物。王守仁甚至认为，我心中固有良知，把这良知推广到事物，就是格物。

        在格物致知学说上对后人影响较大的是宋明理学，其中主要可分为两派，程（颢、颐）朱（熹）一派和陆（九渊）王（阳明）一派。程朱等人释格物致知为“即物穷理”，二程说：“格犹穷也，物犹理也，若曰穷其理云尔。穷理然后足以致知，不穷则不能致也”。（《程氏粹言》卷一）朱熹说：“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大学章句·补传》）这里的“即物穷理”，是要求人们运用已知的知识，深思客观事物，达到自己内心的豁然领悟。它所强调的是一种内省式的思考过程。朱熹说：“《大学》设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格物，此为知之至也”。（《大学章句·补传》）显然，朱熹所追求的是通过“即物”，达到自己内心的豁然贯通，而不是对客观事物具体内涵、特征的掌握。

        王阳明实践过朱熹这套方法，他坐在自己窗前“格”院子里的竹子，冥思苦想七昼夜，仍然不得要领，人也累病了。他不去反思自己格物方法的不当，反而走得更远，连物也不格了。他说：“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传习录下》）“若鄙心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也”。（《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显然，他所说的“致知格物”，不是要通过研究客观事物获得知识，而是要把“心”的“良知”和“天理”强加到事物上去，使事物与“心”、“良知”、“天理”相符合。这样的“格物致知”，不会促进科学发展。

        宋明理学对“格物致知”的发挥，在后世也有人表示反对。例如颜元就公开批评朱熹说：“朱门一派，口里道是即物穷理，心里见得，日间做得，却只是读、讲、论……其实莫道不曾穷理，并物亦不能即，半日静坐，半日读书，那曾去格物”。（《习斋记余·阅张氏王学质疑评》）颜元主张格物要亲自动手，实地去做，不能离物而空洞地“穷理”。这样的格物致知，有利于科学的发展。

        实际上，因为格物致知学说具有研究客观事物以获取知识的含义，一些重视研究自然的有识之士也借用这一口号，赋予它新的内涵，用以阐发自己的思想。例如王夫之即曾这样说过：“密翁（方以智）与其公子为质测之学，诚学思兼致之实功。盖格物者，即物以穷理，唯质测为得之。若邵康节、蔡西山，则立一理以穷物，非格物也”。（《搔首问》）王夫之所提到的“质测之学”，是方以智的创举，它的中心内容是要求以实证方法研究自然现象。王夫之认为只有质测才是真正的格物致知，这赋予格物致知学说以崭新含义，标志着这一术语已经进入自然科学范围。

        随着明末清初科学技术的传入，中国人研究自然现象的热情也高涨起来。这时人们谈论格物致知，很多情况下都意味着研究自然以获取知识。古老的格物致知学说获得了新生，成了人们从事科学研究的理论根据。清末翻译的西方科技书籍，有些径以“格致”名之。格致一词成了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部门的统称。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中写道：“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在这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他所说的格致，就是指的这些自然科学。在中国传统科学与西方科学技术合流过程中，格物致知学说以独特方法参与并加速了这一过程，从而在科学技术史上取得了一席永久立足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