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老辈学人，而今让我们怀想不已。这当然是当下出了问题，当下的不好，愈益刺激我们怀想起他们的“好”。老辈学人众多的“好”中，有一条尤其厉害，那就是简单的两个字：淡泊。或者说白一些：除了看重学问，其他的一切他们都看得很淡。醉心学问，不慕荣利，这是他们自觉的修行和操守。这样的修行和操守，成全了他们高贵的人格，自然也成就了他们高贵的学问。

这是我们说滥了的四个字：道德文章。按古时候的意思，不外是说，道德与文章一体共生，道德即是文章。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四字口头禅在使用过程中改变了味道。首先是“道德”流失了它深刻的意义，愈益狭隘化，成了一个完全的伦理概念。实际上，在儒家的讲法里，“道德”有伦理的含义，却又不尽在其伦理的意义。众所周知，韩愈曾给“仁义道德”下过这样的定义：“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这个意义上的“道德”，既是一种儒家伦理上的修炼工夫，同时也是一种基于工夫之上的自圆自足的生命境界。“道德文章”的变味，其次表现在“道德”与“文章”一分为二，一体的东西活生生分裂成了两橛。“道德”如何如何，“文章”又如何如何，合起来就是“道德文章皆为楷模”，这是对人“盖棺论定”时一贯的表达方式。

若将“道德文章”放进儒家“体用一如”的讲法里，则“道德”是“本体”，而“文章”是“道德本体”的显现，是为“用”。韩愈曾表扬好学的后生李翊说：“道德之归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文”乃“道德”之外化，韩愈的这个讲法，自然坚守了儒门一以贯之的传统。《论语》里，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朱子注云：“文章，德之见乎外者，威仪文辞皆是也。”朱老夫子的讲法，也不过是儒门的老生常谈。还是韩愈，他把这个老生常谈业已说得很滥很滥了，像“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像“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像“闳其中而肆其外”，等等，这些不外是说，作文即是做人，文乃是一个人人格精神的自然外化，是个什么境界的人，就作成什么境界的文，丝毫不可勉强，也丝毫不能侥幸。“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欲作“革命文”，先做“革命人”。看来，鲁迅也是信奉儒门这个老道理的。

把“道德文章”连起来讲，应该说是中国的一种好传统。可也有将文章禄利化的别一种传统。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学而优则仕”，文章成了晋身的“敲门砖”，便有众多的文章好汉，提了文章，前去猛敲贵族乃至帝王家的大朱门。惨不忍睹的时候，连大朱门都摸不上，只好呆立道旁，看富贵家的马车疾驰而过，然后对着扬起的滚滚车尘一通礼拜。此曰“拜路尘”，晋时的著名美男潘岳就拜过若干回，大诗人杜甫在其“潦倒长安”时期，似乎也是拜过的，所谓“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云云。

一旦成功地敲开了大朱门，文人很自然就干起了下列勾当：忙时帮忙，闲时帮闲，不忙不闲时就扯淡。这样子搞下来，那文章想不堕落也难。所幸儒门中人毕竟有“反求诸己”的传统，多多少少会些存养扩充的修身工夫，这样子下来，儒门中些许人的些许文章，也就不算是完全的堕落。尤其是在业余状态，他们的文章更多地在本心上作，在自己的生命上作，放得下，也能放得开。每当这个时候，人的境界出来了，文的境界也出来了。所以，士大夫的文章，也就是他们业余时玩儿的文章，方可一看。

现今，作文章或做学问的环境、方式和方法，较之昔日不啻天翻地覆。我们早已是鸟枪换炮，电子化，互联网，加数目字管理，再加职业化作者或学问人，单这几项就已经是古人想都不敢想的了。但也有共通之处，作文章或做学问的不自在，作者或学问人的不爽，则古今一也。总之是文章或学问总要为外物所役使，为这为那，烦得要死。比如，学问总是要为吃饭问题所役使，这个问题估计孔老夫子的时候就业已相当严重了，不然老人家不会苦口婆心劝戒说：谋道不谋食，谋道不谋食。

多少多少年过去了，谋道谋食的问题反而更为严重了，以致龚定庵嘲讽说：著书都为稻粱谋。“稻粱谋”问题的要害，即是只弄文章而不讲道德。如此搞法的严重性，一般仅看到道德的堕落，而看不到那文章早已变了味，早已变得不是滋味。质言之，那文章已然不是“文章”，只是包装“瞒”与“骗”的语言游戏。

现今，“稻粱谋”问题，是否比龚定庵之时更为严重？不敢说。但可以肯定，比学问看起来更美的东西，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什么道德还文章？道德没了，哪来文章？这么想着写着，悚然一惊：眼下正耍着的这个文章，也配称作“文章”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