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是平常的一年，中国正处于一个快速转型期，经济体制改革正在快速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仍处在讨论期。
        这一宏大深刻的转型如一切社会转型一样，需要人们承受种种不适应甚至痛苦，它在瓦解人们原有各种价值观、伦理观与社会观的同时，并没有及时整合出新的信仰、价值观与伦理道德等社会底线共识，于是，一种更加强大的系统生成了，它看起来是如此自由又喧嚣，被牢固控制又放纵无羁这两种状态并存，人们乐在其中，也已经分不清楚自己是这个系统的受益者、参与者还是受害者，或者三者都是。
        请看有这么多匪夷所思的事：李一道长一人骗得万千追随者；商业领袖唐骏学历造假；方舟子十年如一日打假及遇袭；宜黄拆迁的暴力让一个普通家庭失去生存底线；“我的父亲是李刚”就能逍遥法外……
        正如盲人歌手周云蓬所说，我们缺少的不是信仰，而是底线，底线比信仰更重要。
        但是，我们不太愿意谈论“底线”，这个词萦绕着一股退居保守、审慎、懦弱、无可奈何、陈腐、龟缩的气息，我们更愿意谈论高屋建瓴、标杆、旗帜、明亮、原则式、坚贞、高洁的东西，它也许可以用一个词代替——“信仰”。
        我们谈论信仰，是因为相信中国还有信仰可谈。
        许倬云教授对信仰的空洞心存忧虑：“如今的中国，不但政治化，经济的发展也出现了商品化，所以就出现信仰真空的问题。”
        而与西方或我们的邻国相比，我们的信仰失落就显得格外怵目。哲学家陈嘉映说，变总是要变的，但变的比较缓慢其实更积极更有准备；变的太剧烈，就更有危害，更让人没有把握。中国可能是后一种。
        他提到了令人震动的富士康员工自杀事件，他说，当农民工进城脱离了这种生活方式，容易感到茫然若失。这种问题很广泛：当生活形式变化之后，应该如何面对？
         一旦问题提出，我们就需要解决方案。远离现代文明、九年如一日风餐露宿在克孜尔石窟临摹壁画的壁画家王征，认为传统艺术能融入现代社会，开花结果，为世人提供精神力量。
然而，就王征提出“文化艺术本身就是救赎”的观点而言，中国有传统，有五千年文明，但需要什么参与其间才能凝聚起传统呢？而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宗教与信仰，是一个亟待深究的问题。从孔子开始，“祭神如神在”，那么不祭神呢？神在不在？
可以确定的是，对于信仰的对象不能假设，如果在信仰问题上打折扣，那么一个人的人格精神就不容易庄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就不容易庄严。
        于是，当“宁愿坐在宝马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后笑”的宣言大行其道，作为一个极端范例，王征的纯粹与理想化让人深思：这个社会除了物质标杆，是否还有其他东西导航？
       幸好我们还有这些沉默者与他们的温暖故事——
       无论救助一个得病的孩子，还是地震时的举国救援，社会中的美好、善良的感情和正义的行为还是到处可见。就如同我们不能忘怀舟曲泥石流、上海大火后那焦楼下满街彰显的人性关怀鲜花，它们是这抹灰色中的一点红，它们提醒我们在这个时代还有人在关注终极价值，重视大时代下个体的微小生存。
        没有像王征和20万上海市民一样的沉默者彰显的人性关怀，生命会因为失去信仰内涵而无所适从。荒原之所以是荒原，就是因为有力量者从那个时空关系中退场。
        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些希望，正如许倬云所说，位微言轻的小我背后，是更宽泛的一种大力。上一代和这一代人的信仰，也許已经很难改变，那么对于下一代或者下下一代，他们在信仰上会有突破。“中国人口众多，只要其中的1%开始想问题，讨论问题，那么就有希望。当吃饱穿暖这些基本的问题解决以后，一定会有更多的人开始思考问题。”
        我们不是仅仅从今年这365天中思考寻找中国人的信仰，毋宁说我们正一边记录着今天的尘世，也一边回头从过去这十年，从改革开放起，甚至1949，乃至1919维新时起，开始寻找的中国人的信仰，那是涉入我们精神的根，那是这棵树的根。

         农民工：善良的活着就是我的信仰